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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教授学术活动综评
 

季羡林教授学术活动综评

漳州师院 王惠廷

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现已94岁高龄。他仍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继续着未竟事业。人们称他为国宝级专家,国宝级老人。

季羡林是山东临清市人,1911年出生一个农民家庭。1929年秋考取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1935年留学德国哥庭根大学,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战利,他于1946年回国。在德国留学期间,有一个美丽可爱的德国姑娘伊姆加德,曾经热情地帮助过他,而且大胆地爱过他。那时英国剑桥大学曾高薪聘请他。但是为了祖国,也为了自己贤惠的原配夫人——父母包办年长他五岁的夫人,毅然回国。由清华大学名教授陈寅恪推荐,受聘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十年“文化大革命”,他被监督劳动。1978年恢复原东语系系主任与教授之职。不久,又升任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南亚研究所所长。1980年至1994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1994年后兼任《东方文化集成》、《传世藏书》、《百卷本中国历史》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总编纂等职。

季羡林是名教授,兼职多,会议活动多。他自己幽默地说,成了“社会活动家”,得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但他始终辛勤笔耕,著作等身。除《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季羡林学述论述自选集》、《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季羡林散文集》等大量学术论著外,还翻译了印度的《罗摩衍那》、《沙恭达罗》,英文作品《家庭中的泰戈尔》,德文作品《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真不可思议,他哪来那么多时间呀?!

原来,季羡林到晚年每天早上仍五时起床。他说,“时间就是生命”,对我们研究学问的人来说,更要争分夺秒。因为时间是一个常数,对谁都一样,每天谁也不会多一秒半秒。所以,无论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行车上,特别是步行之时,他脑海里总是思考不停。一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还是在“文革”监督劳改之余,偷偷地翻译完成的呢(1994年此书还获得第一届(翻译类)国家图书奖)。

季羡林为何如此勤奋,他的动力是什么呢?

他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中说,知识分子承担着延续国家的文化重任。“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爱国主义在他们心灵深处已经生了根,什么力量也拔不掉的。甚至泰山崩于前,迅雷震于顶,”他们会依然热爱自己这伟大的祖国。他坚信自己的爱国之心是永远不会变的,“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这就是季羡林不知疲惫的无穷动力,大量巨著产生的原因。

季羡林深沉的爱国思想,激励着他勤备学习,忘我工作、笔耕不停。留学德国时,师从国际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学习梵文,又师从国际著名吐火罗文学者西克教授,学习古代西域少数民族语言吐火罗语。他不但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东方语言,而且还精通德语、英语、俄语等现代西方语言。

他一直忘我地工作着,晚年若要让他休息也是办不到的。他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还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卷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员会委员等。还当选为中国史学会、教育国际交流协会、高教学会等学术团体常务理事、副会长等职。他先后访问过南亚的印度、缅甸、尼泊尔,西南亚的伊拉克、埃及、叙利亚,东亚的日本、韩国等。参加许多国家的学术活动,为他们作学术报告。

他平日有三个工作室:一个是研究中国古文典籍的,一个是研究佛经经卷的,一个是研究现代文学的。由于他爱惜寸阴分阴,充分利用所谓“边角废料”时间进行构思,往往在一天之中能写出内容不同的三种文章。如梵文语言学方面的,中国古典文论方面的,现代随笔散文等。无穷的动力,过人的勤奋,使他成为罕见的高产学者。现在他的著作已达1300多万字。

季羡林学术研究,成果卓著。由于他的爱国思想动力与勤奋的研究精神,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研究与论证之法。他知识广博,文、史、哲兼通,又精通多种外语,对每一命题的研究,站在历史发展高处,从广阔的视野考察,了解渊源,深研其发展轨迹,演进的层次与曲折,从不同文化的思维模式加以比较,用中国或者说东方的综合思维模式,得出结论,令人信服,给人鼓舞。

如对“天人合一”这一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命题,作出“新解”。他站在历史发展高处,从“天人合一”这一命题的历史渊源,考察各家哲学思想认识之差异。认为各家对此命题,理解有深浅,角度有差异。如果把“天人合一”理解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那么,他们则有大致类似的思想。中国古代思想如此,古代东方思想也大多类此。如印度古代,人与自然合一的思想,也是说“梵我一如”,或说是“梵我合一”(注:宇宙,梵是大我;阿特曼,我是小我。)。这也就是我们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印两国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换言之,“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东方思想的普遍而又基本的表露。

他对中国现当代有代表性的哲学史家对“天人合一”这一重要论题的认识,认为冯友兰与侯外庐近似,没认真重视;杨荣国则是否定一切的虚无史观。钱穆先生则前后观点有变化,后来的“澈悟”,可惜未曾说明就谢世了。作者认为,“天人合一”,就是人与大自然合一。中国与东方人的文化基础是综合的思维模式,承认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认为人类应该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此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这样人类才能长久幸福生存。而西方文化是分析的思维模式,比如治病,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自然是征服的方针,暴烈的索取。这样,生态遭到破坏,将危及人类的生存。作者认为,应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以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这不是说要抹煞西方文化,而是说我们不应妄自菲薄,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中有不少好东西,待我们去研究和发扬光大。这是“天人合一”这一重要命题“新解”的用意。

季羡林,是个有深沉爱国思想的学者,血液中流淌着浓烈的爱国之情,民族的自豪感。他忘却高龄,不知疲惫地忘我工作,辛勤笔耕。他始终不忘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为祖国文化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一个“国宝”级的专家、老人、令人无限敬仰。他是广大知识分子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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