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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老龄化国情谈“延休”问题
 

作者:漳州师院 陈冠民

近些年来随着活动理论与脱离理论研究的深入,关于老龄人口“非生产性”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延缓退休年龄的呼声也由此应运而生。中央“两会”上也曾出现要求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提案。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对此很重视,并于两年前宣布,我国将考虑延长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男延至65岁,女延至60岁,或男女同龄退休,尤其将首先考虑延迟妇女的退休年龄。这一政策预示经国家权威部门发布,便像一石击水,波澜荡激,立即引起全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议论。可是,如此一项本以为识变从宜的改革在人们的期盼中一等就是两年多,至今仍杳无声息。这就必然引起人们不必要的疑惑和猜测。笔者为此做了一些咨询性的阅读,倒不是想了解其政策走势(客观上这是不可能的),而是想借此探究一下我国的退休政策实行了近半个世纪,现在为什么又重提改革,究竟据于什么原因?有什么积极意义?又可能产生哪些负面影响?觉得问题比较复杂,很值得总结,于是就写下这篇文字,希望对研究延休改革问题有一定帮助。

一、积极老龄化社会衍生新的老年观是“延休”的理论基础

(一)生命力的延伸意味着积极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我国传统的退休制度实行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国泰民安,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退休年龄所依据的各种因素都逐渐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人口的寿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我国平均人寿已从建国初期的47岁,增加到现在的72岁。由于人健康延寿,人们对老年人的能力以及社会作用的认识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过去当绝大多数国民还处在贫困线上、无力抵御贫疾困扰的时候,人们唯一的希望是人到了晚年能过个健康安逸的生活也就足矣,而至于到了花甲之年尚有后续的生命经用力,能继续为社会服务却缺乏足够的乐观与自信。所以也就觉得60岁告老退休,脱离社会不失是一种切合情理的规制。但是,随着人健康长寿指数不断上升,生命活力的增强,不少人到了60岁仍有一种力犹未尽的感觉,于是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对生命稽延意义有了新的认知,对脱离理论延伸的“非生产性”年龄开始表示质疑。

老话说,“50知天命”,“60花甲子”,“70古来稀”。现在可不是这样了,许多研究证明,50~70岁的健康老人仍处在精力充沛、智能尚佳、工作成果丰腴的时期。这在知识界,不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老龄人士都是屡见不鲜。他们到了退休龄界线以后,仍老当益壮,精神矍铄,暮秋健旺,在各自岗位上从事着复杂繁重的工作,喷涌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从我国中科院院士的年龄结构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截至2005年3月份统计的我国中科院院士人数为669人,其中66-75岁占44.39%,76-85岁占23.77%,也就说65岁以上的院士则达68.13%(女性占6%),这些超过休龄的院士们竟仍有75%的人还在科研和教学岗位上坚持工作。真可谓“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啊!再瞧咱中央领导人,60岁根本谈不上“老”,仍是梯队里合适的接班人呢。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曾极力要求修改宪法,延长总统任期。高层人士既是如此,一般人士何尝不是这样?专家认为,现代老人,虽然体力、智力(尤其是记忆力)会有不同程度的衰退,劳动能力和劳动速度也会逐渐下降,但是多数人生命力旺盛期尚没有过去,只要保持健康,人的体能和智能都会相对延缓衰老;尤其随着社会健康老龄化战略的确立和实施,健康老人在逐渐增多,伴随人口老龄化而来的社会活力衰退问题也在逐步得到缓解——一个消极、无为的老龄社会正逐步向一个积极、有为的老龄社会转化。

(二)改革旧退休制度以适应老年生产力的发展。

人是社会生产力首要的能动要素,是推动生产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社会生产力,只有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才能成为社会生产力。老龄人口既然可能像其他劳动者一样继续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技能和经验,成为国家和社会不可缺失的劳动资源之一,那么老龄人口生产力的存在也就不容置疑、不容忽视了。这是新经济学的观点,也是融入老年社会学新的老年观(专家甚至把是否承认老年生产力的存在当作是否具有新老年观的重要标志)。这一观念的形成已成为旧的体制迎合新的生产方式变化的意识动力。从这一观念看,传统退休年龄的政策诠释显然已与新的老年观颇存睽异,因为传统的退休制度没能使老年生产力因经济发展的需要得以襄展,反而受到敛抑。换言之,谓之“上层建筑”的传统退休制度已与现时的经济基础不相适应,已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老年人口劳动生产力自然与自由的发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认为,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必须以适应经济生产的发展为先决条件。照此说来,旧的退休制度毋庸置疑必须做出相应的改革以适应老年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三)老龄人才的二度利用是珍惜人才和展现人生价值的体现。

倡导节约型社会,珍惜和有效利用资源显然是社会的主轴;而珍惜资源则首先应该倡导珍惜人才资源,因为人才是社会最为宝贵的资源。老龄人口中的人才资源十分丰富,据近年来一份社会调查显示,在离退休知识分子当中,身体健康能继续施展才能的人约占总数的73%。如果社会不采取保护老龄人才资源的措施,而让那些有水平、有经验且还能工作的知识分子、科技人员或行政企事业管理人员过早脱离工作岗位,这不仅使国家人才资源严重流失,国家、社会、家庭培养人才投资的回报率也大打折扣。其结果浪费的不光是人才资源,社会多方对培养人才所投入的资财也造成极大浪费。有关专家计算,现在的高级人才从儿时的抚育期到完成高等教育需投资培养约25年或更长时间,毕业后只工作30-35年,若寿限80岁,退休后国家、社会和家庭还需再抚养20-25年,高寿的甚至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实际上健康人60岁以后还可以再工作10—15年,这段时间正是他们最成熟、最有经验的“金秋时期”。 职业女性也因生育政策的规制,抚育子女的担子减轻了,也因生活条件的改善,有可能摆脱繁重的家庭事务,她们身体和智能的良好状况都在往后推延。延长女性(尤其知识女性)的退休年限不仅是珍惜人才的表现,也是体现男女平等的人权诉求。

去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05]9号文件转发了中组部、中国科协等8部门《关于进一步发挥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作用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必须大力加强对发挥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作用工作的领导,努力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条件及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等。这充分说明,党和国家视离退休科技人员为国家宝贵财富,国家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近些年来,各级领导(尤其在学术科技界、高校文化机关)不乏有如采取延聘和受雇的方式,使许多离退休科技人员能根据需要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这些现象起码含有两个政策启示:1、任何一种政策都是现时社会状态的反映,是融以情理与民心的政治演绎,人们乐见新的老年观已逐步从意识观念变成国家或集体政策定位的指导思想。2、行政行为是社会行为的示范和推动力。在它推动下,一种有助于开拓老年生产力发展空间以保证老年人生价值得以展现的运作机制的社会合力正在形成。

二、“延休”问题提出的社会背景

(一)“未富先老”的中国老龄型社会。

人口寿命的延长是我国老年型社会到来的成因之一,但是,中国老年型社会的形成除了这个因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国情,那就是国家实行了控制生育政策,使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并加速了人口老化进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迎来了生育高峰,中国儿童人口与老龄人口的比例达到6:1。然而也就在那同期,中国启动了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多年来中国人口少生了三个亿。当人们高兴地看到中国人在为有效控制人口总量,减少因人口庞大给经济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民生活带来压力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伟大成就的同时,也无形中使这个国家改变了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的正常恒值,使儿童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逐渐拉近,并且有可能在以后的20年内形成惊人的颠倒。最后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是,中国人口60岁以上老人已达1.43亿,占总人口比例已超过11%。可见中国不是现在而是在21世纪到来之前就已经进入老年型社会。照国际常规看,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数十年至一百年,如英国用了80年,瑞士85年,美国65年,法国竟用了115年。而据专家测算,中国老年人口占7%只用18年时间(1981-1999年),而不用30年的时间便可达到14%。中国老龄化进程无论从增长速度和比重都超过了世界老龄化进程。西欧等国的老龄化是在工业化完成以后逐渐出现的,漫长的过渡时期使社会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来应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各种问题。但中国却不是这样,中国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力还相当薄弱,我们的GDP虽居世界前位,但人均收入却居100名以后。这就是说我国的老龄化是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提前到来的,这叫“未富先老”。“先天不足”的养老支付系统使社会财富积累不够,扶持养老体系的各类资金准备不足。

(二)现有养老保险基金严重赤字。

这里说的“养老保险基金”主要指两个方面,即退休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金。

我国从1993年开始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退休养老金筹集方式,其流程是:为每一个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建立个人账户,企业职工在领取工资后向社会保障基金缴付社会保障款,这笔钱连同企业比配缴纳的社会保障款进入职工的个人账户。但计划经济年代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导致我国许多企业单位存在着养老金支付隐患。当时老职工的退休养老保险基金是由单位和国家包干,没有安排个人账户和相应的资金积累。很多老职工新建的个人账户中的资金很少,甚至有些已退休职工的个人账户完全是空的。很多地方政府或单位要么无法支付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要么挪用在职职工个人账户的资金,姑且挖肉补疮。正如2004年,由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完成的《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一文中指出,国家正用当前工人的税钱养活当前的退休人员,这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空账运行”方式。 
  养老基金负担加重的另一个原因是退休人员迅速增长。1952年,我国离退休人员仅2万人,每年需支付的离退休金不过1000万元左右;据2003年统计,全国离退休职工已达4523万人,进入养老保险的人数3860万人,尽管只占85%,但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就达3122亿元,以后每年以7-9%的幅度递增。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离退休职工人数将突破7000万人,养老金支出可能超出8000亿元。退休金总额的增加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领取退休金的人数,二是退休金水平。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这两个变量都会处于扩大的趋势,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以英国为例,2005年平均每个退休职工享有退休金约12-15万英镑(约相当180-230万元人民币),按这个水平计算,像我们这么庞大的退休群体,20年后每年应付的养老金就不只是8000亿而是100兆人民币。我国养老金在20年内绝不可能达到如此水平,引这例子仅来说明伴随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养老金水平的提高,我国养老金必居负重的趋势。

在养老保险基金当中,医疗保险占的比重也相当大,负担也很重。这里不妨以上海为例,据估计到2010年,上海退休人数将达到320多万人,从现在起,平均每年约增加10万人。即便人均医疗费用保持不变,到2010年,总的医疗经费支出也需增加1/3。人的预期寿命会直接影响医保的支付情况。现在上海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9.5岁(男性77.4岁,女性81.7岁),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退休人员享受医疗保险的时间不光越来越长,医疗消费也出现过量。据上海市医保局统计,本世纪伊始上海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险的退休人员约占全市参保人员的1/3,却花费了全市2/3的医疗保险基金。人口快速老龄化导致了医疗保险收支落差不断扩大,使社会医疗经费积累不足。因为医疗保险是在职职工缴纳的,退休人员免于缴纳。社会老龄化加剧,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比例逐年递减,如上海市1990年在职与退休人员的比是3.2:1,而2001年是1.6:1,很明显这是个落坡的走势,而且仍一直保持下滑的态势。这些都预示着,未来社会医疗保险的缴费人数与享有医疗保险的退休人员的差比越来越小,政府和社会对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负担也就越来越重。

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时期,原来以企业为基本筹资单位的养老保险基金体制,已经过渡到以属地(或叫“风险池”)为基本筹资单位的新体制。某些经济欠发达,或因有些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亏损面较大的地区,养老保险基金筹集困难,从而导致养老金和医保费用无法按时或足额发放,甚至无法兑现。在地方政府财力拮据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常常不得不以专项拨款加以救急,但这毕竟不是根本的出路。在人口加速老龄化的背景下,生产性人口与非生产性人口的比重严重失调,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又难以实现,这就使得国家、各级政府和社会都面临着严重的财力困境。

(三) 赡养率不断增高使养老保障合力越发脆弱

上述情况让我们知道养老保险基金

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筹集方式意味着养老基金的风险和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比率有关。显现地说,就是参保的在职职工与享有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形成一个对比值,这个对比值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人口学家把这种“对比值”的实际负重指数之比称作“赡养率”。随着我国人口老化的加激,这种赡养率也相应地持续增高。根据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到2002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14731万人。其中,在职职工11128万人,离退休人员3603万人,比率为3.09:1, 大约3个在职职工负担一位退休职工。相比之下,1978年的这一比率为30.3:1,即大约30位在职职工负担一位退休职工。也就是说,每负担一位退休职工的在职职工人数,在20多年中竟缩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城市地区的情况更为严重。例如上海2001年底在职职工与退休职工的比率下降到1.6:1。根据现行的生育政策和人的延寿状况,这一比率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下降,这就使社会的赡养率也因此不断增高。赡养率的增高将无形地削弱了社会对老年人口的赡养能力。

赡养率的另一个概念是指家庭对父母的赡养。这与上面提到的赡养与被赡养人口的“对比值”是同一个道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绝大多数城镇家庭一对年青夫妇基本上要面临着抚养两对老人的状况,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负担十分沉重。据2005年统计,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0493元人民币,农村农民人年均纯收入3255元人民币。现在城乡居民用于衣食方面的生活费用并不多,用于住房、教育、医疗方面的费用却占了大部分。即便高于这种平均收入水平的家庭,应付衣食、住房、医疗和培养儿女的花销也已够左支右绌了,想再赡养多个老人,尤其支付他们老弱伤病的护理和医疗费用,更是谈何容易!当然,现在城镇老人多数自有一份退休养老金,但这得看养老金多少,晚年生活、身体状况以及社会消费水平如何,才可以判断他们的养老金够不够用。一般认为进入老龄型社会以后,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是接近或逾过劳动年龄之后的国民个人收入和储蓄成了相对性的下降趋势,引起家庭消费能力的低下。倘若晚年生活绝对消费值增大,家庭的拮据也就不可避免了。 这里不妨拿英国为例,尽管英国多数退休老人月平均养老金都接近一万英镑(约合14万人民币),但仍有700万英国老人觉得储蓄不够养老的花费。目前我国养老金普遍都很低,根本无法与西欧发达国家或境外发达地区的退休人员相比,何况还有一部分人连基本的养老保障都没有呢。一旦倘有意外(或计划外)的支出,或伤残病痛什么的,非得连累子女不可,而那些生活仍不够富足的子女们又奈何其需?

三、“延休”能为老龄化社会带来什么裨益

(一)缓和国家和社会养老压力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曾指出,现在中国已经是3个在职人员养1个退休人员,如果现行的退休年龄不改变,到本世纪20年代末我国老龄化进入高峰期时,就会出现10个在职人员养活4个或者更多退休人员的情况。所以延迟退休年龄是缓和“白色浪潮”给社会带来的养老压力的出路之一。假如把退休年龄延长5年,国家可以少支付5年的退休金。表面看劳动者须多交5年的社会保险基金,但此举却能达到双赢目的,即在减轻政府压力的同时,公民就业时间延长了既保证了人们工作的权力,又能延长工龄,增加职工的个人收入和提高退休金水平。

延长休龄,积极倡导生产性老龄化,减小国家与社会的养老压力,这在西方早有先例。目前西方多数国家男性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女性60岁,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将在今后几年内把男性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同时,他们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老年人推迟实际退休年龄。如在芬兰,65岁退休所领取的养老金要比60岁退休最高可超出40%;美国人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仍愿意坚持工作的,每多工作一年就奖励10余个百分点的退休金,享有补偿奖励的退休年龄最迟可达70岁;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在1994年至2004年间,美国65岁至69岁年龄段的老龄男性就业率从27%上升到33%,女性就业率也从18%上升至25%。在欧洲有21%、澳大利亚西部有25%的老年人在做志愿者工作或社区工作。这些均彰显西方国家在老年人延休或再就业问题上不仅观念转变、政策鼓励、社会也欢迎。英国人的口头禅是“50岁创业才开始”,德国一家公司的广告词是“55岁太老了吗?我们连65岁的人都雇呢”。

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不仅可以缓解政府支付养老金的负担,也能相对减少家庭的赡养压力。从代际责任来看,老一辈养育下一代人也许不用25年,而下一代要抚养上一代人,也许却要用二三十年时间,这对下一代人显然是一种重负,也失公平。如果延缓退休年龄,这种养育负担与养老负担失公平的现象就能得到适度的调整。

(二)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这可表现四方面:1、延休能尽最大可能使人才资源可利用的时间大于人力资源储备的时间,这不仅体现国家和社会对可用人才资源的珍惜,也节约了人才培养的投入,降低了人才培养的成本;2、生产性老龄化使老年生产力在推动社会经济及其他事业发展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财富的积累做出积极的贡献;3、因为延长休龄就使得老龄化人口的抚养规模和比率发生变化,这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产生良性影响,须而影响资本投资和经济效率的提高;4、由于延休,老年人收入稳定或增加了,即可促进老龄社会的内需,进一步搞活老龄经济,强化社会总体的消费能力,使消费产业得以快速发展。

(三)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

有些老年人因退休后失落、失意、无聊、拮据、疾病、失助等原因容易产生怨世怼俗的思想情绪,这除了影响身心健康之外,可能使他们做出一些不利于社会安定团结的事。如果延缓退休年龄不管对这些人还是对整个社会,在营造健康、安定、和谐的社会氛围方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1、老年人晚年的劳动和工作权利得到社会的维护,使他们可以充分实现人生的社会价值。“老有所为”,使他们晚年生活过得积极乐观,丰赡充实,从而促进他们身心的健康,激发对生活的热爱;2、延缓老年人因退休离开了工作、脱离了社会而对社会的过度依赖,减少社会负重的抱怨和代际纠纷;3、避免因退休的“无作为”和“依赖性”引发社会对老龄人的“年龄歧视”、“能力歧视”、“地位歧视”、“权力歧视”和“收入歧视”等——避免导致人际隔阂与人际矛盾。

四、“延休”与上文论述相悖的问题

从倡导生产性老龄化、缓解养老压力、解决与老年社会有关的社会问题的角度出发,“延休”的提出及其政策期许无疑是正面的。但是,事物的发展往往是双重性的,即正面与负面并存。延休改革,不管出发点怎样,良性作用有多少,仍有可能拔起萝卜带出泥,引发一些与社会利益相悖的问题。

(一)延休有可能使已吃紧的就业形势加激,进一步激发社会矛盾。

我国近几年来国民经济一直保持发展的势头,经济的发展本可以为国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与人口就业需求的矛盾很突出,短期内无法缓和。据权威部门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城镇每年求业者多达2400万,而年度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仅1000多万,1300多万待业大军说明就业有着巨大的缺口。这个基本国情决定了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基本思路只能是不断扩充就业渠道,为新增劳动力不断提供新的就业岗位。从这一点看我国目前所执行的退休政策,并不是退休得早了,而是晚了。正是这样,有许多企业才实行内部退休或退养等一系列一吐故纳新的应急措施来权衡这一就业供需矛盾。

上面我们提到欧美发达国家采取延休做法来解决人口老化问题,尤其解决养老保障负担问题。其实这并不完全客观。欧美发达国家采取延休做法应该说主要是针对劳动力短缺问题。相对来说中国并不存在这个问题,起码在近十年内人口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会处在“黄金时期”。此后,劳动年龄段的人口会有所减少,但是,因为中国的人口绝对数十分庞大,只要素质教育使人口劳动技能跟上了,可用劳动力的绝对数必居高位,就业与工作岗位“僧多粥少”将是一种长期的现象。正如《保障社会白皮书》中指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劳动力总量过剩的矛盾和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将持续存在”。处于这种情况,我国社会经济又尚未高度发展,延长退休年龄势必使本已十分严峻的社会就业形势雪上加霜,给社会增加了不稳定的因素。

(二)老龄人口非生产性一面产生的负面影响。

延休不仅会给社会就业造成阻力,也会给生产效力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带来负面的影响。一般说来,人口老化也必然使劳动力人口老化。高龄劳动力尽管经验丰富、技艺娴熟,但脑力机灵敏锐度和体能强度都会相对减弱,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也会相形著逊。法国著名学者阿尔佛雷德·索维在就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活力衰退的假设时指出:“人口老龄化对一个国家的精神状况的不良影响尚远未被人们所认识,十九世纪法国的企业家精神的削弱应该是和人口老龄化直接相联的。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假定老化了的人口将会缺乏创造活力。” 社会学家认为,老年人通常较多保守,容易安于现状,接受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都会有所下降,因而不适于社会的开创性活动,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就是老龄人口非生产性一面的表现。这种表现对社会的创新和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当我们在推崇“生产性老年化”,倡导开拓老年生产力的同时,这个负面影响也决不容忽视。

(三)延休不尽是利民和顺应民心的政策期待。

退休年龄的改革是一个很敏感的社会保障变量,它关系到多数人的切身利益。在一个高福利的国家,政府往往希望延长雇员退休年龄,推延社会保障福利支付,从而减轻财政压力。从宏观看显然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的事。但是当涉及到一些具体问题尤其是个人利益的时候,就不是能让每一个人都表示认同。各有各的切身感受,各有各的利益所求。

延休改革最为期许的应该是将在这一改革中获利的公务员、智力劳动阶层(特别是科技人员、学者、医生、教师等)、白领阶层以及其他中上阶层人士。因为延长退休年龄无疑可以使他们能延长原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还有部分是效益较好,工作较稳定的企事业职工,因为与低微或打折的退休金相比,在职时安定的环境和相对退休金较高的收入让他们有延长工作年限的愿望。
不赞同延休的应该是在社会急剧转型变革中被抛出“体制”外的群体——社会的弱势阶层。这主要是下岗分流失业的职工、效益一般或较差的企事业职工和为一日三餐含辛茹苦出卖劳力的业主雇员。许多下岗职工退休前仅能拿到企业最低的生活补贴,倘没有机会再就业,延迟退休年龄,就意味着推迟拿养老金的年限,这无疑等于在延长他们的“苦难”。雇主的心态则要复杂一些,一方面他们希望有技术专长或有管理能力的雇员推迟退休,长期为他们服务;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普通雇员能及时甚至提早退休。如果延迟退休,他们起码担心自然减员流量减少,一方面加剧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可能失去劳动力替换的最佳时间,因而既造成市场竞争力降低,又徒增劳动力成本(这成本包括正常工资、养老保险税费、住房基金、奖金福利等)。

即便对改革延休制度居于中立的人,也有一些人因职场压力太大,身体承受不了,不巴望延休政策的出台,尽管他们不乏享有较高的岗位福利。

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了,使中国人普遍收益;但同时也因中国地广人多,发展不平衡,收入与分配打破了旧时的平衡架构,各地区、各阶层乃至个人,彼此收入差距逐步拉开,而且是大幅度拉开。不少业主、特权阶层借转制之机无理甚至非法地侵吞国家资财、拖欠或克扣职工工资、侵占职工利益,利益阶层的种种“锦上添花”和不同社会阶层退休养老金相差数倍之高。诸如此类改革过渡时期造成的社会失衡和贫富两极分化状况,对那些弱势群体来说,自然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始终处在社会变革的被动地位,现在他们唯一的希望是,不管来自哪方的政策力,所带来的社会保障变量能给他们有个公正的对待,起码不再侵犯他们的利益底线。

(四)领导者思想主导因素对健全养老保障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

经济增长是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然而经济增长了不等于就能让社会各方面都能受益,这得看公权力对社会利益分配持以怎样的指导意识。应理说,社会进步和民众的福利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和真正内涵。人们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护社会文明进步的前提下,应通过制度的设计,使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这些年来,国家和各级政府都尽力做到这一点。但还有部分地方官员“人本”意识淡薄,重物轻人,手头有钱则热衷于城市形象工程,什么“美化”、“绿化”、“亮化”等,甚至搞一些无谓的花架子,浪费纳税人的钱为自己作政绩包装。但一提起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医疗就摇头,说没有钱。他们把平民教育、医疗保健、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险、扶贫救济、生态环境等事关社会价值的问题置于次要地位,而早已被边缘化的老年问题就更毋庸置言了。一提起养老保障困厄就只能归咎于客观上不堪重负的养老负担,没能从主观上做出努力,认真挖掘潜力,寻找出路,确实有效地为老年人排忧解难。专家认为,虽然中国的老龄化社会来得早,但养老保障资金不见得就那么捉襟见肘。据有关统计资料报道,我国这些年积累的资产国有企业就占11万亿,国有土地25万亿,再加上矿山固定资产合计有50万亿之多,完全有希望解决失业、养老的基本问题。关键是养老保险账号上是否有这50万亿国资按要素分配的份额——养老保障基金该得到的这份财富不致于流失。这得考验领导者思想上“发展观”加“人本”意识的共存了。欧洲的社会保障比我国高,它主要是通过税收把剩余价值的大头归社会占有,遗产税规定把60%的财产归社会占有,而且用于社会保障。早期的资本主义是没有社会福利保障的,可近几十年来他们从马克思经济学说中得到启发,而且做得比我们还好。这说明,社保基金缺口的原因虽然很多,有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但是与领导者主观意识如何主导充分挖掘社会保障潜能和调动它的运作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五)缓解养老压力,延休仅是权宜之计,发展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是最根本。

中共中央16届3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人口、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是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也就是说,完善保障体系必须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小康社会的前提下同时实现的;反言之,社会财富没能达到富足的程度,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养老保障)无论如何是健全不起来的。所以发展生产,增强国力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其一,经济实力足够,国家和各级政府财政就能拿出更多的钱支持和健全养老保障体系;其二,劳动生产率提高,国民所得增加了,养老负担就不再受“赡养率”的影响。因为一个人能够负担几个人这种所谓的“赡养率”更重要的还要考量劳动生产率和国民生产所得。中国目前的劳动生产率是很低的,国民人均劳动所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足发达国家和地区的10-30份之一。倘用人数作为赡养负担参数,显然是不科学的,失去对比的意义;其三,可以避免企业下岗分流,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养老基金缴费人群(企业是养老保险基金缴费的主力军),政府和社会的养老压力就会因此减轻;其四,国家和整个社会为国民创造更多新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就业问题不再成为社会压力,甚至可能出现劳力需过于求的情况,那时候,退休与延休的政策因素已不再成为是否为老龄生产力发展留有空间起决定性作用。总而言之,只要保持经济发展的强劲态势,把高新科技搞上去,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就不再为“白色浪潮”的到来感到无可奈何而左支右绌了。

五、煞尾

中国48年前启动的退休政策有它当时相适应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因素,虽然历时近半个世纪,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要想修改这个政策,仍必须考虑当今时代是否具有与之变革相关各种因素的支持和彼此相互协调的能力,否则变革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与所预期的目的南辕北辙。笔者认为,要使延休改革产生好的结果,务必使这一改革的政策能真正体现求真务实,以人为本,既顾及国家、集体和社会的利益,又要顾及家庭和个人的利益;使这一新的政策能真正起着调和各种相关矛盾的调节器,成为平衡延休与就业,退休与尊重人才之间关系的支撑点,权衡职业个性与个人的价值取向的标测仪。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所以说,延休改革不是想做就可以立即去做,说了就可以马上实现的。正如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回应记者问话时说:延长退休年限的改革是牵一发动全身,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不是很快就能做到的事,它的改革没有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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